【论文摘要】全球金融危机、新国际分工和多边国际贸易秩序及其相互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冲击，这种冲击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面临难得的国际环境机遇。如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己经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性主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环境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课题。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性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压力，但也存在将外部压力转变为动力的巨大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于各国经济发展长期失衡所加剧的全球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国经济发展失衡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其实质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身的缺陷和不适应性。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是各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将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性主题。
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球性主题下，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压力，但也存在将外部压力转变为动力的巨大机遇。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救援政策作用下，世界经济己经显露出复苏迹象。但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和长期的过程，甚至还有再次滑落的可能，欧债危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出口高度依赖于美国和欧盟市场，这些地区的经济萎靡和起伏动荡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加之2010年7月份中国重启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引发人民币汇率再次走高，进而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
从发展趋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改变全球化进程的轨迹，进一步转向本地化和区域化的曲线路径。此次危机表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增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却使世界经济联合体处于一种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理论上，全球化有利于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扩散到更广范围，极大地增进全球经济福利，使各参与者从开放中受益。但在实践中全球治理结构的缺失导致一些政府对内讲公平正义的法治，对外讲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从而增加了全球经济失衡甚至爆发经济危机的概率。有鉴于此，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一种“去全球化”的趋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或许选择曲线式的全球化发展道路，强调排他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对内开放。
二、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进行新的结构调整和布局安排
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的新国际分工体系既强化了中国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附性，又凸显了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的长期低水平徘徊。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入陷阱”和国际价值链的“提升陷阱”表明，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乃当务之急。
20世纪后半叶，国际生产中出现了“生产过程分散化”的现象并得到快速发展，其特征是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连续工序，这些工序分散在不同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Arndt (1997)称之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在这一国际分工格局下，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国与国之间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共同体，又呈现一种新的依附关系。一方面，一种产品在多国之间的合作下才能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参与分工的国家以别国的参与而获得更加有效的生产要素。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增强了参与各方的相互依附性，深化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融入新国际分工体系，但国内企业在新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微笑曲线”谷底，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得国内企业被全球生产网络“锁定”，面临全球生产网络的“融入陷阱”和国际价值链的“提升陷阱”，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
从发展趋势看，产品内分工将成为国际经济关系重组的主导力量，世界各国的分工利得更多地取决于知识技术要素。与以往的分工模式相比，产品内分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要素的比较优势，实现生产和运营成本的最小化，因而成为当代跨国公司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的首选模式，并且随着科技水平、网络通讯、生产管理等条件的不断改善，产品内分工将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国际经济关系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在此分工模式下，知识技术及其整合能力成为专业化分工领域的决定要素，一国在分工体系中获取的分工利得，主要取决于该国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能否主动构建自己的生产网络以及加入网络时“跨越门槛”的能力，而不取决于资本和机器的多少。
三、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国际多边贸易体制进入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时期，WTO发展面临多方面的严峻考验。首先是多边管辖范围过于拓宽导致不堪重负。WTO的谈判议题已从最初的关税问题扩大到文化偏好、政治经济制度等国内规则领域，议题内容越来越敏感，谈判往往陷入僵局:其次，不断增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对运行机制提出严峻考验。截至2008年7月，WTO的正式成员已达到152个，多边贸易体制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让如此之多的成员达成协议，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最后，区域主义盛行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巨大威胁。由于规则制订上的含糊和笼统，多边贸易体制协调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逐渐丧失，不受多边贸易体制管理和监督的区域经济合作反过来干扰和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
从发展趋势看，区域贸易协定将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但国际贸易的多边体制仍不可完全被其所替代。与多边体制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涉及的国家数量少得多，而且同一区域内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也更小，因而更具灵活性，也更容易达成谈判目标，根据WTO现任秘书长拉米的预测，至2010年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将达到400个，未来可能出现国际贸易的“新区域主义”趋势。然而，相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仍是次优选择，只有在多边层面的自由化遇到阻力时才转而使用。若干现象表明，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因为多重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而损伤其制度能力，并减弱对多边层面自由化的热情。尽管许多国家越来越关注于区域性贸易协定，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多边体制仍不可完全被其所替代。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所处国际环境的总体判断是:全球金融危机既引发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又使各国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重新洗牌。在后危机时代新国际分工格局擅变的过程中，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必由之路，也面临难得国际环境机遇，如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定将事半功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分工体系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而深刻的使新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各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也将面临重新排位。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性扩散，各国维持自身经济稳定所采取的举措虽然加大了全球经济平衡和调控的难度，但同时在客观上也为全球经济实现新的平衡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后危机时代及新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构过程中，各国将同时面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难题。所有这些都将使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和有利中国如能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将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谭影慧
|